系列作品第一篇：米沙的冬天 公众号版：米沙的冬天（上）
第二篇：茨卡达耶夫的夏天
本篇为系列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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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944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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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像太阳已经落下、星星还未升起时，傍晚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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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玛诺娃搀扶着一个人走在雪地上。初春时节，林间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白桦树的叶子也还没有长出来。而也正是透过这光秃的树干与枝条，她看见远处有一个灰色的人影。
那人戴一顶黑色毛皮帽，穿灰色的长袍或是大衣。是敌是友？她不能确定，也不敢贸然出声招呼。泥雪混杂的地面颇为吸音，也没有会弄出声响的枯枝败叶，如果丢下同伴，或许她还来得及在被发现前悄悄离开。
安娜·卡玛诺娃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对她说：“把我扔下，我命令你。”那声音愈发清晰，逐渐变成七号本人那生硬的俄语：“传递情报第一。个人无关紧要。”
正在她心中纠结时，远处那个模糊的人影转过身来，露出腰间的马刀、一张留着金黄色八字胡的脸、和最重要的——帽子上的一颗红五星。是自己人。
于是她张开嘴，猛吸一口气想要喊话。带着泥土味的寒冷空气灌进肺中，似乎也直冲进头颅。高耸的白桦树枝刺进天空，也纠缠着、旋转着向她刺来。眼前一黑，她倒在了雪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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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睁开眼，看见同桌莉亚向她微笑。
“看呀，阿尼亚（安娜的小名），”莉亚戳了戳她，又收回手指，对着窗外说道，“春天来了，花儿都开了。”说完，她自己先跑到了窗边。
阿尼亚坐起身向窗外看去，透过近前的白桦树，只见远处苹果树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但她的视线很快又落在了莉亚的背影上——可惜校园里没有百合花。她们两家是邻居也是朋友，莉亚出生时请卡玛诺夫夫妇取名。老卡玛诺夫是个园丁，便用百合花为这个女孩命名莉莉亚。阿尼亚的名字也是莉亚的父母取的，他们和卡玛诺夫家一样是虔诚的正教徒，就选了安娜这个传统的名字。
“阿尼亚，”似乎是察觉到了身后的目光，莉亚转过身来，笑着对她说，“今天十年级学生开毕业舞会，咱们要不要去看？”
她刚要回应，却突然想到，苹果树是早春开花，十年级学生毕业则应该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啊，远处那苹果树后，天空上是什么？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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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来了！现在的安娜·卡玛诺娃对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坐在床上，在一间有着坚固墙壁的屋子里。这些事物的组合对她来说已经陌生得几乎要令她呆住动作，但她的肢体并不受控制地依旧要跳下床。
“放松，小姑娘。”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不知从哪出现，将她摁回了床上。
“轰炸！”她只能蹦出这一个词来，同时狠狠打开了那人落在自己肩上的手，又条件反射地接着朝他脸上来了一拳，但竟被他敏捷地躲开了。这时，她才滞后地意识到，他说的是俄语，穿的是苏联军医的衣服。
“没有轰炸机，我们在医院，这里是安全的。”那人（现在想来大概是个医生）温柔而亲切地说，几乎要让她有些反感。但是她心里又响起七号的声音，“传递情报第一”：“你们的指挥官是谁？有没有电话线——医院里会有的——给指挥部打电话。”
“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医生还没问出口，就被她打断了：“我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有重要情报。立刻打电话给指挥部。否则你要承担责任的。”
“你总得告诉我你是谁、要打电话给哪个指挥部吧。”
“我是谁无关紧要。打给卡捷琳娜·根纳季耶夫娜·格拉季奥诺娃中校。她是解放集中营的部队指挥官。告诉她七号有情报给她。我只和她讲。”
医生停顿了几秒，之后说：“他们已经发起进攻了。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把情报带到了——也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一位费奥多尔·卡玛诺夫。”
这下轮到卡玛诺娃愣住了。对啊，她拖着一个人，自然走得慢——不，重要的是，费佳叔叔也逃出来了，而且情报已经传递到，太好了……于是仍然喘着粗气、瞪大了眼睛，她终于观察起眼前这个人来：
他看着非常年轻，完全是个大学生的样子。安娜瞬间怀疑起自己被送到了大后方：干净的床铺、坚固的墙，没有轰炸的危险，还有这么个人——上前线的大学生很多，但上了前线后还完全像个大学生的就很少了。而且这大学生居然还想着在她，一位游击队员、侦察兵面前演戏！他早就收到情报了，但为了验证她的身份，还那样问……
见她似乎平静下来一些，那医生将重心向后移了一些，表情也更是宽慰，自我介绍了起来：“我是亚历山大·巴希洛夫医生。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巴希洛夫医生有着一张长脸，卷曲的黑色短发，浅棕色的皮肤，和一双深棕色、长睫毛的大眼睛，更显得稚气未消。这长相和姓氏都像是个穆斯林，但他又不留胡子，说起俄语来也没一点口音。
“别叫我小姑娘。我是卡玛诺娃。费奥多尔是我叔叔。”她说着，皱起了眉毛和鼻子，挤得脸上的伤疤都更显眼了。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猛地冲医生喊道：“七号呢？”
“什么？”医生疑惑地问。“就是我拖着的那个人。她在哪？”
“你抓的那个俘虏？真是了不起呀，小姑娘，”一个人开门进来说，他的突然出现令卡玛诺娃攥紧了被子，“我当年第一次抓住俘虏——那是国内战争的时候了，你都还没出生呢——就也是抓了个军官，但我那时的年纪可比你现在大多了。”
“别叫我小姑娘。”巴希洛夫医生刚想开口，卡玛诺娃就像威胁一样怒目说到，瞪圆了棕色的大眼睛，整个人也都作势要向前扑去，真像只准备撕碎猎物的猫科动物。
刚进门的人便做了个鬼脸，略略举起双手做出个介于投降和摊手之间的动作。卡玛诺娃这才认出，这就是自己在林间雪地上见到的那个、留稻草色八字胡的哥萨克。于是她又更急躁地质问道：“她不是我的俘虏。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她不是俘虏？她可是穿着集中营看守的衣服。难道是咱们自己人偷了德国人的衣服？可她没像你一样剃了光头，也不像是囚犯——”哥萨克说到一半，被医生用眼神喝止了。
“你说，她是‘七号’？难道她是我们的情报人员，”医生平缓地问，脸上的表情严肃了一些，但还是像个遇到一道有趣难题的学生，“潜伏在敌人之间？”
他那副样子更是叫卡玛诺娃心生厌恶，但还是回答道：“她确实是我们的内应，一直与格拉季奥诺娃中校联系，直到通讯被彻底封锁。因为她得到消息，由于我们的部队逼近，德国人要杀了全部囚犯，她帮助我们逃跑，过程中受了伤。不过……她也是德国人。”她脸上无意识地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仿佛不知道自己能说出这句话来。
医生听了这话，微微皱了点眉，之后起身到那哥萨克耳边说了些什么，就出门了。哥萨克捏了下金色的八字胡，一把拿起墙边的木头椅子放在床前坐了下来，拍着胸脯说道：“是该好好自我介绍一下了：谢尔盖·茨卡达耶夫，就是我把你们捡回来的。”
“安娜·卡玛诺娃。他去干嘛了？”她向门示意医生离开的方向，并不像对方那样亲切地说。
“别管他，你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就和我说，”茨卡达耶夫依然热情，“这下知道都是自己人了，那不就好了吗。”
“我要上前线。”卡玛诺娃立刻说，“刚才他说解放集中营的攻势已经开始；我对那里熟悉，让我去，我能帮上忙。”
“小姑娘——阿尼亚，”看见她的眼神，哥萨克立刻改口，“你还是个孩子——”但他还是被打断了：
“我是游击队员卡玛诺娃。我已经十四岁了。在被抓住之前，我做了三年后勤，终于向游击队证明自己有资格拿枪，可不是让你们说我是个孩子的！让我上前线去。”她的眉毛和鼻子又皱起来了。
谢尔盖·茨卡达耶夫张开嘴，却一下子没声了，仿佛突然被什么打断了。不过卡玛诺娃才管不了那么多，只顾乘胜追击：“费佳叔叔呢？他去前线了，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能去？”
费奥多尔确实去和大部队一起进攻集中营了。“医生说你不能去……”谢尔盖小声嘟囔道，没了之前那副骄傲的哥萨克的样子，心里想起他自己也不是没违背过医生的诊断、非要上前线，现在又有什么资格教训安娜？
“嘎吱”一声，门开了。卡玛诺娃想，该是医生回来了，张口就说：“让我上前线去——”
但进来的不是巴希洛夫，而是一位高个子女人，有着一双她见过最美的蓝眼睛。有一瞬间卡玛诺娃以为此人就是卡捷琳娜·格拉季奥诺娃中校，但现在正看着她的那双眼睛是白日晴朗的蓝天，而非七号曾向她描述过的、卡捷琳娜那傍晚的深蓝。
眼前这人的军衔是中尉，穿着标准的军大衣、佩肩章和手枪，但是没戴帽子，露出一头扎好的黑色长发。巴希洛夫医生帮她开的门，但是跟在她身后才进屋。
“你好，我是达丽亚·库尔斯卡娅中尉，”同样也是微笑着，女人对卡玛诺娃说，但这笑容就不像医生那样令她厌烦，“我刚才和七号交流过了，你们所说均能相互印证，也与你叔叔之前和中校确认的信息一致。你们传递情报的任务完成了。”
“七号她醒了？”卡玛诺娃问。“对，”中尉回答，“而且她想见你。”
中尉和她讲了整个情况：七号受了重伤，即使经过医生的抢救，恐怕也命不久矣。她坚持说完所有情报之后就陷入了神志不清，只能说得出德语了，而且一直要求见卡捷琳娜·格拉季奥诺娃中校，即使告诉她情报已经传到、进攻已经开始，也无济于事。
“所以亚历山大想，如果有她更熟悉的人，或许能让她清醒一点。”中尉终于说到了医生的计划。亚历山大·巴希洛夫医生在她身边更是被衬得像个大学生，点了点头。
卡玛诺娃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好一会，她才说：“如果你们允许我上前线，我就去见她。”
达丽亚·库尔斯卡娅中尉说：“好。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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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德国女人在她记忆里总是穿着制服，金色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丝不苟的发髻。现在见她面无血色、散开头发地躺在病床上，卡玛诺娃简直要认不出七号了，只有那几乎覆盖了半张脸的伤疤依旧。
“安娜·卡玛诺娃来了。”达丽亚站到床边，用德语对七号说。“对，对，我是安娜·汉森……”七号猛地睁开眼睛说，也是德语，卡玛诺娃没听懂。
“她说什么？”卡玛诺娃问达丽亚。“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达丽亚看向她，用另一个问题回答。
“她说，对同志们，她就是七号。至于其他德国人，我听他们喊她‘汉森小姐’。”卡玛诺娃如实说，最后那个称呼是德语。听到这个词，七号立刻用德语回答：“是，长官！”
“她刚才说，她叫安娜·汉森。”达丽亚这才告诉卡玛诺娃。“是！”七号又说。卡玛诺娃愣了一下，随后坐到了七号床边，说：“七号同志，我是安娜·卡玛诺娃。您认得我吗？”
达丽亚帮她翻译了。七号的目光在她们两人之间跳跃，落在一个人脸上不过一秒就再次飞去另一个人身上。“……卡捷琳娜？”她最后说。
“坚持住，”卡玛诺娃说着，快速看了一眼达丽亚示意她帮忙翻译，“要是你想见到卡捷琳娜·根纳季耶夫娜，就得坚持到她回来：中校她在前线指挥战斗呢，用你收集的情报，要解放还在集中营里的同志们。”
听了这话，七号安静了一会，浅蓝色的眼睛直直盯着天花板。突然，她闭上了眼睛，一瞬间卡玛诺娃以为她死了，但好在她很快又说话了：“给我讲个故事吧，好姑姑。”
卡玛诺娃不解：难道中校是她姑姑？“别管了，她意识不清楚，照她说的做就好，讲吧。”看出了她的疑惑，巴希洛夫医生说。
但安娜·卡玛诺娃却一时间一个故事也想不出来。她甚至都不记得自己上次听故事是什么时候了。应该自从战争开始、德国人把妈妈抓走，就再也没听过了吧……
见她迟迟不说话，巴希洛夫自己说：“那我讲一个吧。我的家乡是高加索山区，这是一个山民的童话故事……
从前，住着两个朋友。他们每天唱歌跳舞，过得十分快乐。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个朋友生了病，很快死去了。另一位朋友悲痛欲绝，并且才第一次想到，人为什么都会死去？
“妈妈，您有一天也会死吗？”他问自己的母亲。“会的，所有人都会死的。”他的母亲回答。
“我不相信，”他说，“这世上难道就没有人不会死的地方吗？我要去找到这样的地方，交一个不会死的朋友。”于是他就出发了。
他走过了无数春夏秋冬。一天，他看见一只美丽的小鸟。“小鸟，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好啊！”小鸟答应了。
“你会死吗？”他问。“当然了，就像我的所有祖先一样，我也会死：当我的羽毛掉光了，我就死去了。”小鸟回答。
“那我不和你做朋友了，”他说，又上路了，“我要找一个永生不死的朋友。”
他又走了三天，遇见了一头高大的鹿。“鹿啊，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好啊！”鹿说。
“那你会死吗？”他又问。“当然了，”鹿回答道，“就像我的所有祖先一样，我也会死：当我的鹿角掉光又不再生长，我就会死去了。”
“那不行，”他说，再次启程，“我要去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找一个永生不死的朋友。”
他又走了六天，见到了一头强壮的老虎。“老虎，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好啊。”老虎说。
“那你是不会死的老虎吗？”他问。“不会死的老虎？我还真没听说过，”老虎说，“我所有的祖先都会死。当我的牙齿掉光了，我就会死了——你看，我已经掉了一颗牙齿了。”
“那我不能和你交朋友，”他说，又上路了，“再见！”
他又走了四十天。在第四十天，他见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里面有一名女子。
“你好，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我在找一个不会有人死去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吗？”他问。
“就在这里，”那女子说，“你留下吧！”
于是他就生活在了这宫殿里，再也不去计算过了多少天，毕竟对于快乐地生活在不死之地的人来说，日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可是有一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母亲和邻居们，想回去看看。他把这想法告诉了那女子，她却说：“你回去没有什么意义，外面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早就死了。”
他并不相信，执意要走。于是那女子给了他四颗苹果，嘱咐他不要丢弃或吃掉它们。
他按来时的原路返回，走着走着，踩到了一些硬东西，捡起来一看，是老虎的牙齿。“它曾是一头英俊的好老虎。”他摘下帽子，坐下默哀。这时一颗苹果从他口袋里滚落，他的头发瞬间白了。
又走了许多天，他在一个山谷里被鹿角绊倒了，弄丢了第二颗苹果。“对不起，鹿，我没有做你的朋友。”他说，长出了皱纹。
又走了许多天，他在一棵树下发现了满地的羽毛，那里曾经有一只鸟儿歌唱。他在此处丢失了第三颗苹果，驼了背。
最后，他终于回到了他曾经埋葬朋友、告别了母亲的家乡。可那里已经不是小山村，而是建起了楼房的城市，路上跑着他没见过的电车，人们穿着他不认识的衣服。他到处问，却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家和他的母亲。
人们把他带到了一位百岁老人面前。“我没有见过你的母亲，”老人说，“但是我小的时候，听老人们说过，这里曾经有一位老太太，临死前还在念叨着自己那离开家去寻找永生不死之地、再也没有回来的儿子。”
在一座古老的墓园里，他找到了母亲的墓碑。当他跪下亲吻墓碑时，最后一颗苹果从他口袋里掉出来，他就死去了。
天使来到他身边，把他带上了天堂。在那里，他看见了他的母亲和朋友，小鸟、鹿和老虎。他们对他说：“我们等了你好久啊！”
巴希洛夫讲完了故事。大家沉默了许久，都想到，这或许不是这个情景下最好的故事。
但七号开口了：“谢谢您，巴希洛夫医生……”似乎恢复了一点神智，她说话更有逻辑了许多，但还是用的德语：“我从小就只有去乡下姑姑家能听她讲故事……我父母一心只想着……姑姑家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会结红色的苹果……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安娜·卡玛诺娃突然站起身就走了。“安娜……？”巴希洛夫问。“我要上前线。库尔斯卡娅中尉答应了的。” 她头也不回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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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谢尔盖还有其他一些士兵一起，坐上了去前线的卡车。车开得那样快，风“呼呼”地从她耳边吹过，她想起自己上次坐卡车也是很久以前了……
“阿尼亚！快醒醒，舞会要开始了！”莉亚摇晃着她说，“再不走，可就赶不上搭卡车去城里了。”睁开眼，安娜发现自己趴在课桌上，窗外还是学校院子里那棵苹果树。
“莉亚！”她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快跑！德国人要来了！”“德国人？”莉亚疑惑地歪着头看向她，“你又不想上德语课了？”说着，莉亚笑了起来，伸手想要点她的鼻子。
一阵枪炮声将她惊醒。“莉亚！”她喊，随后意识到自己正坐在卡车上，快要到前线了。
“做噩梦了？”谢尔盖问，却不是之前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安娜点点头，看向周围的其他士兵。他们也都没再追问。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这故事怕是和车上的几位都大同小异，大家都是这场战争中那少数幸存者：她没赶上车去城里，错过了那杀死她的同学老师、开舞会的毕业生的轰炸。村子刚被占领，妈妈就被抓走了。爸爸说她死了。她加入了游击队，为了围剿游击队，切断村民们的支援，德国人烧了村子，连同学校和那棵苹果树。许多没有离开村子的年幼的孩子和老人都被封在屋里烧死了，而可怜的爸爸，他恐怕是疯了，居然还想着去向党卫军求情，被直接来了一枪。
后来她、费佳叔叔和其他许多游击队员都被抓住了，送进集中营里剃了光头，给德国人造手榴弹。他们试着造残次品，被看守发现后吊死了许多人。直到囚犯中建立了党组织，和新调来的一个女狱卒搭上线，才知道她竟然是被派来接应的——代号七号。在她的协助下开展了各种工作，直到红军越来越近，德国人要杀了全部囚犯，他们策划了这次逃跑，而翻过围墙的人里，不知除了她和费佳叔叔还有谁活下来了……
再次回到集中营，但这次不再是囚犯：围墙与铁丝网被推倒，人们得解放。卡车停下，简直像做梦一样，竟是费佳叔叔和柳芭婶婶来把她抱下了车。
“阿尼亚！”他们热情地喊，拥抱着她，“我们的人在他们得以屠杀囚犯前赶到了。现在德国鬼子就还守在那最后一栋建筑里负隅顽抗了。”
“咱们的坦克呢？难道还想着活捉那些畜生？”谢尔盖也下了车，问道，“按照中校的性子，早该开炮了啊。”
“那是档案室，”费奥多尔严肃地说，仍然将自己的家人搂在怀里，“死去的、失去了名字的人，除了在我们的记忆里，那些档案就是最后的、他们存在的证据，以及法西斯罪行的证据。”
档案室？七号原来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安娜也在她的指示下偷偷溜进去过。“那里我熟悉！我有办法让我们的人进去。”于是一行人向那栋已经几乎千疮百孔的楼房跑去。安娜个子矮，跑在了最后。突然，一声火光和巨响，她失去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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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亚！莉亚！”她奔跑在初春积雪尚未融化的林间，徒劳地呼喊。她知道在这里寻不到自己的朋友，莉亚和她的其他同学老师一起，都埋在了城市的废墟下。
她看见雪地里一张似乎有点熟悉的脸，几乎像是她的母亲。但她的母亲并没有紫灰色的脸和满头白发。她的母亲是个美人，至少她是这样记得的；她的母亲不是这样年长，眼前这张脸简直像是两百岁。最重要的是，她母亲不在这儿——她母亲应该早就死了。
她蹲下去，用手抚开脸上的积雪——那皮肤的触感莫名让她想到蘑菇。她母亲曾经在秋天的雨后带她去树林里采蘑菇，但现在是春天，没下过雨，只有这还没融化的雪。
“妈妈……”她说，既像轻柔地喃喃呼唤，又像低声惊叫。
如果她真想知道，只要再拨开一些积雪就够了——她母亲脖颈上有一块形状独特的胎记。但她突然不想知道了，又或者是已经看见了？她又重新用雪将尸体盖住，站起身，退后了几步，随后转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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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喊声、枪声从远处传来，近在耳旁——不对，近在颅骨里敲响的是大钟的嗡鸣。灰色的音波围绕着她，如同塔楼上摇动翻飞的钟铃，她几乎都能看见那些铰链、轮盘与横梁。似乎有人把她从地上捡起来又高高抛起，落地时已经陷进了车斗里、柔软的床铺里。
她又一次睁开眼，漆黑的天空映入眼帘。没有星星，她想，之后意识到自己在室内，没有灯。这还是那间屋子，如此短暂的时间中两次进医院令她很是难受，仿佛比起负伤她更讨厌的是医生与住院。
摸索着下了床、点着灯，她看见巴希洛夫医生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样子和她的男同学课间打盹更是没一点区别，但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也能看见医生脸上浓重的黑眼圈与眼袋。他多久没睡过觉了？于是她拿出侦察兵潜行的脚步，轻轻地推门出去了，没有吵醒他。
眼角划过一抹紫色，走廊里柳芭婶婶正披着毛毯坐在门口。看见安娜，她安静地啜泣着扑上来拥抱她，将她也裹进毛毯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感谢上帝……”
婶婶告诉她，集中营看守们把生产的炸弹全部搬进办公室，见战局无望便引爆了，以销毁他们罪恶的证据。离得近的战士们也有许多在爆炸中身亡，费佳叔叔也有一只手臂被弹片击中，不得不由巴希洛夫医生做了截肢手术，现在还在昏迷中正由一位护士照料。
听罢，安娜慢慢地在那扇木门前跪下，闭上眼，开始为费佳叔叔祈祷。她听见婶婶也在她身旁跪下了一同祈祷，毛毯发出桫挲响声，似乎是又围上来裹住了身体，但她很快除了祈祷声便什么也听不见了，或许其实是紫色的上帝在环绕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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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佳叔叔转危为安，醒来了。“手术很成功，伤口没有感染，他也没有其他伤势，”护士说，打开门让她们进屋，“目前情况应该是安全了。”
一进门，婶婶就眼里含着泪，在床前握住叔叔完好的那只手，一面责怪他逞英雄冲在最前面、不小心，一面感谢上帝保下了他的命。
费佳叔叔看着他们一会，又半合上眼看向天花板，或是不在场的神明：“从爆炸开始……我只要是有意识的时候——就连在梦里也是——一直在想……我对我们的主说：‘你取走我的性命吧……只要能换来她们平安，取走我的什么都行……’祂是爱着我们的，祂保佑了你们，也只取走了我的一只手臂……”
“上帝保佑……感谢您……”柳芭婶婶说。安娜也跟着念道。开门声让她一惊转过头，却看到是巴希洛夫医生，依旧一脸疲态地进来了，检查着费佳叔叔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他一切都好。
安娜·卡玛诺娃呆着站在那儿看了一会。突然，她抬起头，但又有些犹豫地抿着嘴，最后小声说：“谢谢您，巴希洛夫医生。”
大学生一样的年轻人听见这话也怔住了那么一瞬，但他很快转过头，对她露出一个微笑。这笑容和之前没啥区别，不知怎地，却不叫她那样厌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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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谢谢那位女中尉，”婶婶后来告诉她，“毯子是她给我的。现在不用了，你去还给她吧，阿尼亚。”说着她将毯子叠好交给了安娜。
安娜知道那一定是达丽亚。巴希洛夫医生垂下眼睛，说达丽亚还在七号的病房陪她，安娜便循着之前的路过去了。对于侦察兵来说，这路她走过一次便记得了。
达丽亚还坐在床边。她真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美丽而安静，又轻轻地呼吸起伏着。七号却已一动不动，脸也完全没了血色。安娜明白，她已经死去了。
达丽亚抬起头看她，脸上的表情哀伤但又平静。“卡捷琳娜·格拉季奥诺娃中校来过了吗？”安娜问。达丽亚摇摇头。
安娜心里涌起一股悲伤。不合时宜的、软弱的悲伤，她想，但思绪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父亲死去的时候，中了弹倒在地上，眼看着家园被烧毁，而自己却不在身边。但我们为你们报仇了，尽管现在还不够，但我们会为你们所有人报仇的。她隐约这样想，并不真的很清楚怎样才够，只是不想停下来，一心想打到柏林去，整个人的姿态向前倾斜，仿佛快要倒下去了。
“你很像我的一位朋友，我们之前的指挥官，也是一位中校，”达丽亚突然开口，将她拉回了现实，“她生气的时候鼻子也会像这样皱起来，凸显出脸上的疤。”
安娜愣住了。她抬起手摸上自己的脸，发现自己已经忘记脸上的疤痕都是从何而来：那是哪一次战斗？她数不清了。
“七号和我聊了很多。最后的时刻，或许是回光返照，”达丽亚接着说，平静的脸上竟渐渐浮现出微弱的欣慰来，“她说起自己的童年。唯一会给她讲故事的姑姑因为参加反对纳粹的地下组织被吊死了，父母一心要让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后来又安排到生产手榴弹的工厂工作，因为出了事故被炸伤留下脸上的疤，一只眼睛也不好使了。”
“卡捷琳娜和她的团怎样被困在敌人后方、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有人能顺利归队，这些故事你可以问问米沙他们——就是之前和你坐一辆卡车的另外两个孩子，他和阿廖沙与你年纪接近。七号和我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关于卡捷琳娜怎样和她建立了联系、让她加入我们的工作的。”达丽亚娓娓道来。
安娜一直站着听完了一切。她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长时间听人说话了，上一次或许还是在上学的时候听课。达丽亚讲完了，老师该说“下课”了，但病房里却一片安静。
有人开门进来了。那人在走廊的脚步声、敲门声，她一个侦察兵竟然都没听到吗？或许。但现在她抬头看去，只看见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像太阳已经落下去、而星星还未升上来的，傍晚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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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944年的春天·晚些时候
他们最后将七号同志——安娜·汉森葬在了一棵苹果树下。总还是找到了一棵没有被德国人毁掉的苹果树。
费佳叔叔康复后，由于少了一只手，决定复原留在村里、重建家乡。柳芭婶婶要留下照顾他，而由于战局好转，上面也下了命令，让所有少年士兵都离开前线。
“你可以和叔叔婶婶一起回家，或者去后方读军校。”卡捷琳娜向她解释道。
“我不去，”安娜说，她曾被剃光的头发长出来了一些，红色短发根根树立，“战争还没结束，最需要我的地方是前线。我在游击队当过侦察兵、后勤……你们需要什么我都做——”
“听话，阿尼亚，”费佳叔叔说，他神情严肃，用左手画了个十字，另一只空荡荡的袖子掖在腰带里，“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活下来，不要再去冒危险了。我们卡玛诺夫家已经失去的够多了……”
但想起死去的父母、堂弟们，安娜只更坚定了要留在前线的想法。她环顾四周，看向她熟悉的人：巴希洛夫医生、达丽亚、谢尔盖……她向他们的方向踏了几步，可是却没人说话。
“就算把我送到后方，我也会自己跑到前线的，”她便说，变了战略，“没有谁能看的住我！” 这话是真的，叔叔婶婶一下子无法反驳。
谢尔盖低下头，摸了摸稻草色的八字胡，似乎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开口。发现了突破口，安娜扑过去抓住他的外套下摆：“你懂的，对吧，谢尔盖，你和他们说……还有达丽亚，”她转头看向高个子、天蓝色眼睛的女中尉，军官说话应该更管用，“你之前答应过我，我可以上前线……”
窗外士兵们列队走过，皮靴踏在泥地上发出响声。他们跳上回家的卡车，引擎轰鸣着远去。“亚历山大，”达丽亚说，用一种亲切的语气，使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不那么沉重了，“你的战地医院，肯定用得着多一个人帮忙吧。”
“是的，”亚历山大·巴希洛夫医生说，眼神飘向卡玛诺夫夫妇，“而且我们部队以后也不会经常在最前线了，医院里会很安全的。”
终于，费佳叔叔被说服了。“战争不属于女人和小孩，”他还是说，摸着安娜的头，“之前是德国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不得已，现在你不需要再上战场了啊。”“我要为大家报仇。也包括您，费佳叔叔。”安娜说，看向叔叔那只空袖子。
费奥多尔垂下眼，叹了口气。“上帝原谅她……”他又向上看去，收回手画了个十字，“我不需要复仇，祂也不需要。”但安娜·卡玛诺娃心意已决。指挥官卡捷琳娜·格拉季奥诺娃一点头，这事就算定了：她将作为护士留在部队里。
但不能参加战斗还是让她不很满意。告别了叔叔婶婶、把他们送上回家的卡车后，安娜闷闷不乐地走在泥地上。这种有些陌生的情绪让她很是难受。这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一个没法用子弹消灭的敌人盘踞在她心里。
谢尔盖从她视线中走过，哥萨克的马刀挂在腰间，随着步伐晃动。她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夏伯阳》，英雄挥舞着马刀，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驰骋，一切困难都能在那刀锋前迎刃而解。最后夏伯阳牺牲了，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在河里，但这多么伟大，胜利或死亡，他只管向前游就好了，不用想这么多、这些现在困扰着她的事。
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谢尔盖来到了她面前，问她：“你总在盯着我的马刀看。第一次见吗？”
安娜没回答。她只是问：“能给我拿一下吗？”此刻她心里有种强烈的渴望，似乎只要把这马刀握在手里，挥砍出一道完美的曲线，她的一切烦恼就都会随着那破空声烟消云散。
谢尔盖略有点疑虑。然而达丽亚第三次作为她的恩人出现了：“给她试试吧。”
于是那把马刀终于握在了她手里。竟然比她想象的要轻，她挥动了两下，划出两条交叉的弧线。她回忆起儿时和村子里的孩子们一起用树枝装作军刀与步枪“作战”，一瞬间她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当时他们确实是这样相信的，他们将是这如朝阳般升起的伟大国家中无所不能的、幸福的一代人！
但残酷的现实很快追上了她。那些玩伴中已没几人幸存，自己即使握着世界上最好的马刀也救不了他们。这一来她突然愿意跟着巴希洛夫医生了，我跟着他能学怎么救人，她想，调转刀柄将马刀还给了谢尔盖，道了谢，感激的眼神却望向达丽亚。
看出她短暂的容光焕发之后再次低落，谢尔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递给她：“喏，送给你。我杀了一个集中营看守之后从他尸体上拿的，磨过了。”
这样一把漂亮的匕首是每个侦察兵都梦寐以求的，安娜接过来，也来不及再次道谢了，就急着把匕首拔出来细细端详：纳粹徽标已经被磨掉了，刀刃也磨利了，刃面闪闪发亮，光可鉴人。刀身上刻着一句铭文，是德语，安娜看不懂，便问谢尔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看着像一句诗，”谢尔盖说，捏了捏胡子，似乎有点局促，“不过我也不会德语，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诗？怎么可能，德国人不读诗，”安娜嗤之以鼻，又转向达丽亚，“你告诉我的，七号说他们希特勒青年团的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学生把所有诗都堆到城市广场上，一把火烧了，那烟飘了好几天都没散。”
达丽亚接过匕首看了看，又还给安娜，之后说：“确实不是诗，应该说是格言吧：‘吾之荣耀即忠诚’。但德国人是有诗的，不然他们烧的什么呢？歌德、海涅、里尔克……都是伟大的德国诗人。”
“但是现在没有了，”安娜收起匕首说，“法西斯讨厌诗。”“以后还会有的。”达丽亚说，抬起头，晴朗的蓝天映进那双天蓝色的眼睛里，她念起了一首诗：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现在，朋友们，我们来开始唱歌：
我们要把地变成天，
这片地将成为我们的天国。
让我们在生活中得到幸福！
再不要流泪，再不要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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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奏·
“她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像太阳已经落下去，而星星还没升上来时的天空。”听米沙说过卡捷琳娜·格拉季奥诺娃中校的传奇事迹后，安娜讲出了七号曾经的描述。
几个人安静了一会。年轻的战士米沙和阿廖沙是朋友与同学，今年十八岁，与安娜相近，三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谢尔盖也与安娜相熟，他还拉来了自己的朋友，另一位年轻许多、留黑色八字胡的哥萨克，列别捷夫。“当时他和我一起把你和七号捡回来的，”谢尔盖介绍朋友时是这么说的，“要是没有他，我还不行呢！”
“我觉得像大海，”终于，米沙打破了沉默说，看神情和语气，仿佛是在引述某篇课文中的话， “蔚蓝色的大海。”
“小米沙，你小子难道见过大海吗，就在那儿说。” 谢尔盖呛道，伸手想去揉年轻人那一头金发，被躲开了。
“我没见过，那你就见过了？”米沙回击道，想着，草原上的哥萨克哪能见过大海？
“自然见过，”谢尔盖说，捏着自己稻草色的八字胡，“我去过顿河入海口旁的罗斯托夫。那海水，可是——”
听了这话，列别捷夫低垂的眼睛抬起了一点，胡子也微微抖动，或许是笑了。他用手轻轻扯了一下谢尔盖的袍子下摆，像是在劝他别说了。
“好好，看在列别捷夫的面子上，不和你们这些小孩较劲。”谢尔盖摊开手说。可这一来，被叫“小孩”的安娜果然又不高兴了，眉毛鼻子又都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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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玛诺娃给自己用子弹壳做了个小十字架。她原来有一个更精美的，在被抓进集中营的时候丢了。现在这个，她正努力自己刻上花纹。
“或许你更有艺术天赋，”米沙说着，把他的金色脑袋凑过来看，“我在游击队时的一位朋友……牺牲的一位同志，安德烈，他是学美术的大学生。我留下了他的素描本和铅笔头，说不定，它们更适合你。”
安娜没说话。米沙、阿廖沙、达丽亚、巴希洛夫……他们全是唯物主义者，看见十字架也只能想到“艺术”。
“战争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去继续读书、考大学了。”莫洛兹说。他是米沙和阿廖沙在中学的老师，战争中也入伍了，现在正轻轻、慢慢地为围坐在周围的一群人拉着手风琴。
“说到这个，咱们这儿有几个大学生啊？”米沙好奇地问。不需要上大学就能教中学生，莫洛兹老师就没上过大学，许多人都是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了。
“巴希洛夫医生肯定是。”安娜头也不抬地说。
“确实。达丽亚也是，”巴希洛夫停顿了一下，说，“她和我……算是同学。我们都是从别处考到莫斯科上大学的，我学医学，她学物理。”
“她是库尔斯克人吗？”想起达丽亚的姓氏“库尔斯卡娅”，安娜脱口而出。
“是，她的老家是库尔斯克，”巴希洛夫回答，眼神闪动了几下，“库尔斯克会战的时候，她听到战报，特别是空战的情况，很是激动呢——你知道的，她之前是空军飞行员。”
“我一直想问，”安娜接着话头说，道出了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她为什么没有回去当飞行员，而是留在我们这个队伍里？肯定更需要一名飞行员——”她没有说完后半句话：而不是一个普通士兵。毕竟她也明白，在这场战争中大家都有自己的贡献，谁也不比谁差；又想到她自己，更是连一个普通士兵都还算不上，只是个被认为拿枪都还太早了的“小姑娘”。
大家安静了一会。之后还是医生打破了沉默：“她给游击队送物资的时候，飞机被击落，她受了严重的伤，没法再承受飞行的压力了。对飞行员来说，那些曾经的伤口即使愈合了，在经历压强变化的时候也很可能会破裂。”
安娜垂下头，后悔起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飞行员不能再次翱翔在天空，就像哥萨克不能再策马奔驰在草原……
但哥萨克谢尔盖却及时说道：“不过要是她自己说的话，原因是：‘萨沙不在了，要是我也走了，谁来盯着你们这些人啊？我得留下，好好地替她管着你们呀。’”
“萨沙是谁？”安娜问。她有点不解，如果萨沙是之前牺牲的某个人，又怎么会用这样轻快的语气提起她？”
“我们之前在游击队的指挥官亚历山德拉·安东诺娃少校，”米沙回答，“你和阿廖沙他们都没见过她。她成绩斐然，被调到后方的游击队学校任教去了，还晋升了中校呢。”
“小心哦，”谢尔盖说，他尽量将笑容隐藏在浓密的黄色八字胡下面，但大家还是从他扬起的语气里听出来他扬起的嘴角，“只有达丽亚可以叫她萨沙，不然可有你一顿好骂！少校那脾气，唉呵……”他又摆出一副后怕至今的表情摇了摇头。
“哪有你说的那样，”米沙立刻反驳道，“明明是你自己招惹人家，这下好，仗着他们没见过指挥官，倒把自己给摘干净了。”
两个人却完全没参与这闹剧：亚历山大·巴希洛夫心里想着，这就是为什么她从来不叫我萨沙吗？——毕竟我亚历山大的小名也是萨沙……而安娜·卡玛诺娃则意识到，这位萨沙·安东诺娃中校，大抵就是之前达丽亚说过的，和安娜很像的那位，鼻子上也有疤痕的、达丽亚的朋友了。
几乎像赌气或竞赛，巴希洛夫说起了另一件、大家或许不太知道的达丽亚的故事：“你们记不记得，达丽亚有一个很漂亮的发卡，但军队里着装有规定，她就一直收着，说等到战争胜利那一天，一定要一听到消息就立刻戴上？”
“那次我们解放了一个村庄，病人中有个小女孩很害怕，她的家人和熟悉的人都不在了，没人能安抚她，”巴希洛夫医生接着说，“只有达丽亚，她很会亲近小孩，在她的帮助下我才得以给那女孩治病。最后，达丽亚把她那个漂亮的发卡送给了小女孩，作为配合治疗的奖励。”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米沙仿佛也不服气地说，“她穿着一件飞行员的黑色皮夹克，上面还有空军的蓝色领章。后来那件衣服也不见了。”
“那是在一次战斗中，”谢尔盖接话道，“有一个军官已经受了伤，流血止不住啊，他自己的大衣都被血浸透了。但他还想带队冲锋，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不如倒在冲锋路上，还能鼓舞战士们。于是达丽亚把自己的黑皮衣给了他，那种飞行员的衣服好像扎紧后能止一点血，而且不容易渗出来。他确实冲锋到半路就倒下了，不是终于坚持不住，而是又被子弹击中了。我们最后让他穿着那件衣服下葬了。”
“我想起来了，”米沙说，他看向远方，明显不是在看现在的某个东西，而是在回忆过去，“那天也是这样的浓雾，路边也是这样被烧焦了、倾倒的白桦树。”
安娜·卡玛诺娃也顺着米沙的目光看向那远方的、弥漫着隐藏了整个地平线的浓雾，甚至难以分清，那是自然形成的水雾还是燃烧产生的烟雾，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她仿佛听见了金属声，似乎战斗、连同这雾，一直从久远的过去持续到那天、又从那天持续到今天，而且将一直到未来都笼罩在这片土地上、这白桦林里。
可在这一切肃穆中，安娜竟突然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不论是对那个得到了达丽亚发卡的女孩、那位和达丽亚亲近到可以称呼小名的少校（中校！），乃至对米沙、谢尔盖、医生等所有见过达丽亚带着发卡、穿着皮夹克的样子，比安娜（小姑娘阿尼亚、阿纽莎！）更早认识她的人们，甚至对那架曾经属于她的飞机和她飞翔过的天空，都有一种莫名的嫉妒。
她不应该这么想，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但那一瞬间她似乎确实有这样一种想法，尽管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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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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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极其不符合历史。请直接当架空文学看！本文与任何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均完全无关。
目前实在没精力核查了，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后面会努力慢慢改的（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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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未完待续）：
1. 达丽亚念的诗是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