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满意的一稿，正施工中）
献给阿尼亚
世界上最好的司机
序
今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爱荷华终于进入春天，北京的春天已经过去，普里皮亚季仍在等待春天。我开车回家，经过炸面包披萨店，看见了那条狗。我在门口停下来，扔给它两条牛肉干。米科连科回国已经一年了，我仍不断想起他。
米科连科是我在爱荷华认识的第二个乌克兰人，在他之前是个酗酒的浸礼会教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不值一提。这个故事只关乎米科连科。米科连科是他的姓，他坚持让我用姓氏称呼他，而不是叫他安德烈，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把弹舌音放在正确地方”的人。
一
我无法记清第一次见到米科连科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是很久以前，可能是21年底，或者20年初。那是个下雪的晚上，但爱荷华总是下雪，让人难以分辨冬天里那几个月份。如果一定要我说，那就是二月，爱荷华的冬天总像二月，情感上离春天最远。21年二月，那时我刚从北京来到爱荷华，和一个叫华德的中国人合住。他读商科，总拉人举行深夜的聚会，米科连科是客人之一。后来华德转学去了更好的学校，在西海岸，而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米科连科与许多人一起走进客厅。我抬头和他们寒暄，然后继续盯着我的电脑。他们钻进华德的房间，我听见很响的说唱音乐。过了一刻钟，米科连科走出来，用中等的力道甩上房门，走过客厅，打开窗户，然后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怎么了？”我问。眼睛没有离开屏幕。
“鼻炎。”他举起大拇指，指指华德的房门。“受不了大麻那味儿。”
我点点头。
“在写什么？”他问。
“一个故事。”我回答。“工作坊作业。”
他盯着我。 “你读创意写作。” 他说。
那不是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回答。他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专业的外国人很少，中国人尤其。”
“是。”我说。“中国人都读计算机，或者学医。”
“我也读创写，大三，我想我会读到硕士。”
他往后靠在沙发上，对我的电脑比了个手势。
“讲什么的？”他问。
“讲一个作家。”我咽了口唾沫。“一个很高傲的作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写不出东西，感到自己的灵气没有了。他坐在沙发上，一遍遍修改开头，惶恐像潮水涌上来。最后他自杀了。算现实主义吧，我想。但中间缺个事件。”
“元叙事。”他哼了一声，然后凑上来，盯着开头那几个可怜巴巴的单词。
“你卡了多久？”他问。
“半个月吧。”我说。
“卡住的时候就读点东西，或者洗个热水澡。”他说。“最近在读什么？”
“……海子。”我顿了一下，发现自己已半年没有碰过任何小说，上次翻开《海子全集》也是暑假的事。
“是个诗人。”我补充说。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基本不眨。
“你用中文读诗。”
“嗯。”我应了一声。
“你能用母语读诗。”他突然激动起来。“这很好，这太好了。我一直想用乌克兰语读诗，但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诗是语言里最锋利的部分，像一把匕首。我没有足够的感受力来读懂它们。”
“为什么没有？”我问。
“次要原因。”他打个响指，用食指在头上转了两圈，最后指了指华德的房门，又指了指自己。他脸红红的，我怀疑他喝多了。“是这些。”
“主要原因，”他说。“是我五岁就来了美国。乌克兰语在大西洋另一面，离我太远。”
接着他沉默了一会，目光聚焦在我身后的某处。
“知道我在写什么吗？”他问。
我耸耸肩。
“我在写一个长篇，”他说。“当然，是用英语。故事讲一个消防员，试图扑灭一座城市中的火灾。但那城市永远在燃烧，火焰来自地下，天空，甚至水源。所以他注定失败。”
“有点超现实。”我说。
“不。”他摇摇头。“不是超现实。”他停顿了一下。“至少人们看得见火焰。小时候，我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讲她小时候住在一个镇子里，附近是另一个镇子，叫普里皮亚季，开车两小时就能到。有一天普里皮亚季的方向开来许多巴士，上头塞满逃难的人。收音机里所有频道都在广播，要求大家紧闭门窗，尽量饮用瓶装水，因为外头有一种看不见的火，它在山里燃烧，在树林里燃烧，在公路上燃烧，甚至在地下流淌的暗河里燃烧进而在井水里燃烧。人一旦靠近就会被粘上，皮肤溃烂，最后烧死。接着开始下雪，一种独特的雪，不会融化，大部分落在普里皮亚季，小部分落在我们镇，落在土豆田和领居家的驴子身上。于是普里皮亚季进入冬天，整座镇子在雪中燃烧，在看不见的火中安静地燃烧。我爸那时还年轻，是镇上的消防员，他很幸运没有成为第一批被征召的人，只是做了某些外围的铲雪工作。书上管他们叫liquidator，我觉得是个很浪漫的名字，好像暗示他们死后会变成液体，渗入土壤，继续灭火的战争。我爸后来死于白血病，四十三岁，再后来我妈带我来了美国。”
他一口气说完，然后停了下来，脸变得更红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嗯了一声。我们都没有说话。
电脑自动黑屏了，我拿起一包曲奇递给他。
“吃吗？”我问。他摇摇头
“不该跟你说这些。好了，很晚了，我该走了。”他站起来。“我喜欢你的故事，点子很棒，里头有某种嵌套，作家和他们的故事重叠在一起。你读过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吗？也和火有关，讲好几场相互重叠的火。南美作家，他们喜欢结构。”
“没，我没读过。”我叹口气。“你说得对，我该休息一下，去读点东西。或许就读《万火归一》。读完我就该有灵感了。”
“或许。”他说。“或许不。灵感这东西很难说清。”
我看着他拿起外套，走向门口。
“米科连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住他。“你读过《日瓦戈医生》吗？里头有句话，说西伯利亚的雪是上帝在倾倒骨灰。”
“没有。”他带上帽子，没有回头。“我没去过西伯利亚。”
米科连科走了。我又在沙发上坐了二十分钟，对着我的电脑发愁。鼠标的光标在屏幕上跳动，说唱音乐回荡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最后我决定放弃，去卫生间胡乱抹了把脸，然后爬上我的床。睡前我打开手机，读了《万火归一》，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焦虑，工作坊的作业周四就截止了。我闭着眼睛，米科连科的故事在我脑子里盘桓。普里皮亚季的雪不会融化，普里皮亚季不再有春天。但北京的春天也很短，短的像冬天的一个句号，和冬天一样干。我看见北京开始下雪，不会融化的雪覆盖整座城市，淹没电视塔和玉渊潭公园，南长河在雪中静静燃烧。这时我突然想起北京缺乏一条河，一条穿城而过的长河，这是北京不如爱荷华的一点，但爱荷华的雪化的很慢，缺乏温暖的气候，这是爱荷华不如北京的一点。我沿着三环往北走，站在国家图书馆里头，雪从窗户灌进来，把我困在书架之间。我拼命挖掘，翻出一本书拿在手上，是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精装的一小本。我拿它当铲子，想挖出一条路。过了很久，我站起身擦汗，发现整座图书馆所有的书都在积雪中燃烧，发出蓝幽幽的火焰。最后我又睁开眼，想起来我也没读过《日瓦戈医生》，只是在网上见过那句话。
二
我很久没再见到米科连科，至少有一年吧。那个工作坊的故事也没写完，我另交上去一个糟糕的故事，最后挂了科。总之我使出浑身解数保住学籍，升上大二，开始重修“创意写作基础”。那时华德和新交的女友搬了出去，只剩我一人住在这间小两居的公寓。
“喂？”
“是我，米科连科。你不记得我了，但我们见过的，在你沙发上。”
“怎么可能。”我说。“我记得你。还有普里皮亚季。”
“哈。”他笑了一声。“那就好。你在家吗？”
“不在。”我调高通话音量。“我在开车。怎么了？”
“好吧。”他叹口气。“没事了，我去别人那碰碰运气。还是谢谢你，再见。”
“不不，等会。”我说。“我马上就能到，二十分钟吧，最多。什么事？”
“什么？”他说。“真的吗？我以为你只是找个借口，他们都这样。”
“什么呀？”我皱起眉。“你在说什么？他们是谁。”
“所有人。哦，对了，你还不知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原来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你到底在说啥？”我有点恼火了。或许这家伙又去了某个聚会，拿我寻开心呢。
“我破产了。”他说。然后电话里安静了一会。
“我以为你知道。”他重新开口。“对不起，没办法在电话里说的很明白，电话让我有压力。我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吗。”
“太能了。”我有点没回过神。“华德刚搬走，正好住他房间。你现在在哪？”
“你家门口。”
“好。”我愣了一下，然后说。“哪儿也别去，等我回来。”一家披萨店从窗外驶过。我停下车。“你吃披萨吗？”我问。
“吃。”他说，然后挂掉了电话。
我走进店里。那是家纳瓦霍文化主题的披萨店，招牌是炸面包饼底。现在是下午三点半，柜台后头只有个年轻小伙，长着印第安脸庞，刷着抖音。我向他要了个十六寸的炸面包披萨，然后他走进后厨，我开始等待。墙上挂满了海报，有关纳瓦霍人的文化，珍珠项链和部落活动范围，都缩在发黄的亚克力板后头。我看见那个年轻店员走出来，摘下墙上的海报，它们已经和亚克力板粘在了一起。接着他把黄黄的亚克力板切成一个圆，分成八片，装进披萨盒子里递给我。我把盒子接过来，打开看了看。里头是刚出炉的炸面包披萨，很香，很烫，还带着芝士味。于是我把盒子盖好，祝店员今天愉快，然后走出披萨店。有一只流浪狗蹲在门口，很警惕，身上的毛斑斑癞癞。它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它。我最细微的动作都能吓它一跳。最后我把披萨盒放在车顶上，拿出来一块，低低的朝它扔过去。它往后跑开了，但很快又回来，狼吞虎咽的吃起那块披萨。我突然明白那个作家为什么自杀了。他写不出来东西，于是上街走，见到这条流浪狗，感到很羞愧，所以决定自杀。就该这么写，这样故事就说得通了。
“你说你破产了。”我问道。米科连科正狼吞虎咽，他包圆了剩下的整张披萨。“怎么回事？”
米科连科擦了擦嘴。
“哦。”他说。“我把公寓淹了。”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叹了口气。
“我在床上抽烟，不小心睡着了。”他盯着空空的披萨盒，手上摩挲着餐巾纸。“我很少抽烟，但吸烟有助于我思考，那天故事卡住了，我就决定抽一根。睡着以后我开始做梦。梦见烟蒂掉进垃圾桶里，床单着了火，整间卧室都燃烧起来。然后我飘到天花板上，看见自己躺在床中间，床被火苗包围着，像焚化炉。接着烟雾报警器开始响，我醒过来，发现压根没起火，只是有点烟。”他用手揉了揉额头。“下一秒消防喷头启动了，电视，五斗橱，地板，所有东西，全泡坏了。特别是地板，实木的，保险压根不够赔。”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突然产生了一个好笑的想法，希望他不要向我借钱。
“圣诞节那会。”他耸了耸肩。“两个月前了。”
“两个月。”我重复道。
“是。”他若有所思的看着披萨盒。“我在收容所待了一个半月。你知道城里的收容所吗？他们有70张床，冬天还要更多，差不多翻一倍。我在那儿住了45天，把我的小说写完了。45天是他们的滞留上限。其实我还能住下去，交个申请就行，但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多人排着队呢。所以我找他们要了个睡袋，搬出来在街上住了两周。我发现滑板公园特别好，有长椅，没什么人。然后学期开始了，我想着大家都回来了，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
“我操。”我说。“住在街上。”
“很多人住在街上。”他说。“你不知道而已，他们那儿床位永远是满的。其实收容所没那么糟，那段时间我写了好几万字，效率从没这么高过。就是味儿不太好闻。”
他从背包里翻出几个破破烂烂的笔记本。
“想看看吗？”
我点点头，把那几个本子接过来。
“黑封皮的是之前写的。”他说。“这几本是后边的，顺序别搞混了。华德的床垫子还在吗？”
“啊，什么？”我端详着眼前的草稿。“哦，在的在的。”
“那我去躺会，你先看着。好多天没睡过床垫子了。”他补了一句。
我把他的草稿读了一遍，大概花了两个小时。他在收容所里的变化令我吃惊，语言变得生硬、粗糙，但锋利，确实像把匕首。那个消防员站在那儿，只留下背影，像一只孤零零的蜡烛，印在我视网膜上。我把那几个本子按顺序摞好，起身去华德的房间找他。他已在垫子上睡熟了。于是我回到卧室，打开那篇没写完的故事，开始往下写。我让主角出门，走到街上，阳光刺痛他的眼睛。有几分钟我感到久违的顺畅，紧接着又开始卡壳。他遇见那只流浪狗，感到羞愧。但这种羞愧很微妙，我应当解释，避免读者对我生气。我停下来，盯着闪烁的光标，激情开始退去。我发觉这种羞愧很愚蠢，压根站不住脚，熟悉的烦躁又占据了大脑。
我在电脑前卡了很久，眼皮逐渐沉重。我突然感觉很饿，极为想念中餐的味道，于是起身走出公寓，锁上门。我开车上了街，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只是一直开。最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披萨店门口。我走进去，里头换人了，变成一个亚裔的柜员，递给我一份中文菜单。我点了份海鲜炒饭，走上二楼，发现回到了我熟悉的那家必胜客，就在海淀黄庄边上。高一时我们在这里给同学过生日，合唱国际歌，让他尴尬的躲进了厕所里。后来这家店倒闭了，变成火锅店，高三时它又开了回来。我听见国际歌响起来，窗外在下雪，然后猛地睁开眼。电脑已经息屏了，没有国际歌，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响动。
我爬下床，拎起床头的啤酒瓶，蹑手蹑脚摸了出去。是米科连科，他打开冰箱拿了两瓶啤酒，有点尴尬的看着我。
“没事儿。”我说。“随便喝。”
“华德那屋味儿太重，打算睡沙发了。”他揉揉鼻子抱怨说。“对不起啊”
“是。”我点点头。“忘了你有鼻炎了。他那屋儿我从来不进。”
我把玻璃瓶放到茶几上，接过一瓶新的啤酒，和米科连科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把你的小说读完了，确实写得好，特别是后半部分，让我想起北京。有点像《华氏451度》，但是又反过来。你怎么在收容所里写了那么多东西？”
他喝了一口啤酒，用力把他咽下去。
“没什么事儿吧，可能。”
我叹口气。
“感觉我也该去里头待一段时间。”
“你在写什么？”他把头侧过来。
“还是那个故事。”
“哪个？”
“去年那个。”
他皱起眉，似乎正在回想。
“一个写不出来东西的作家。”我提醒他。
“一个写不出来东西的作家。”他重复道，咧开嘴笑了。“一个写不出来东西的作家，试图虚构一个写不出来东西的作家。没有比这更元叙事的了。”
“你怎么还在折腾这个。”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不是你的工作坊作品吗？又在改？”
“上学期没写完。”我无奈地笑了笑，然后告诉他我那门课挂科了。他爆发出一阵大笑。
“哥们，我第一次听说这门课还能挂科。”他拍了拍我的背。
三
米科连科在我这儿住了半个学期。我们不怎么聊天，他喝得越来越多，我也一样。我因为自己的学业而焦虑，而他则是出于一种更远，更难以抗衡的情感，每天在新闻频道花的时间成倍增加。终于有一天我回到公寓，发现他已经不辞而别，什么也没留下，令我很有些愤慨。我花了几周尝试联系他，但最终接受了事实：我又孤身一人了。然后我继续两点一线的生活。
又过了几个月，暑假到了，我飞回国，此时战争的新闻已让位给花边故事。人们熟悉了战争，接受了它作为一种谈资，一种遥远的现实。暑假结束后我飞回美国，换回我的T-Mobile手机卡，看到了一条新短信，来自陌生的号码。我点开来，粗略扫了一眼，是米科连科。不错，我想，好歹还记着我。短信来自五月份。“我发现一件事。”他在短信里说说。“是逐渐发现的。我发觉世上所有人都迟钝，就连你，邹鹏，就连你也迟钝。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了，可你们假装它还好。你们还过日子，还写诗。这是件很恐怖的事，也许是件很好的事，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太敏感了，这让我很惶恐。总之我要回国了，对不起没有和你打招呼，但留给我的时间很短，要做的决定很多。我要回老家，当一个消防员。我无法扑灭普里皮亚季的火，但我可以扑灭一辆燃烧的坦克，或者一栋被空袭的屋子。我可以救一些人。可以吗？我不知道，但我得试试。我终究是个乌克兰人，虽然无法读诗。我也该试试读诗，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许读谢甫琴科。”
读完，我给这个号码回了条消息，问他最近怎么样，感到嘴巴里变得很干。我等了一天，一个月，一整年，他一直没有回复。我挂了更多的科，缺了更多的课，带着学业警告升上大三，再未收到米科连科的消息。
春季学期又到了，天空变成蓝色。我站在炸面包披萨店的门口，看着那条流浪狗狼吞虎咽。我仍旧没写完我的故事，我放弃了，我想我会第三次挂掉这门课，然后我会退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像塞林格写的那样。我蹲下来，望着那条土黄色的小狗，这次我特意给它带了牛肉干。
我想起米科连科，一阵羞愧涌上心头。他此刻不在爱荷华，不在北京，也不在普里皮亚季。我不知道他身处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