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哥讲，我出生前，母亲总是给他做杏干吃。
有一年父亲带着人出国谈生意，她带着我哥住进了城北的房子，那有个后院，前任房主住的时候种了不少东西，其中就有颗杏树。
我哥的记忆里，杏树和母亲都是温柔的。三月开花时，粉雾笼着院子，母亲会抱着他站在树下，指给他看蜜蜂如何钻进鹅黄的花蕊。那个时候她的精神状况还正常，分得清春夏秋冬和喜怒哀乐。盛夏结果，她在烈阳下架起梯子，仔细挑选那些熟得匀净的、金灿灿的果子。洗净，剖开，取出果核，用白瓷碗盛了，拌上晶莹的砂糖。腌渍出的汁水是透亮的琥珀色，然后便是漫长的晾晒，杏肉在竹簸箕里一日日失去水分，收缩，变得柔韧透明。风穿过廊下，带走的都是香甜气。
母亲那时的话便很少了，只是安静地做着这一切，侧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细长，投在青砖地上。我哥说，那是母亲脸上罕有光润的时节，仿佛逃离了父亲目光的辖制，连院子里的空气都松快许多。
母亲的记忆于我全然是空白，除去我哥描述中那个命运悲惨的女人外，我对她再无其他了解了。我是她难产的因果，是她痛苦的最后具象，是那场以暴力贯穿，最终仓促收场的悲剧里，一个姗姗来迟且不受欢迎的句点。我哥描绘的那杏树下短暂的宁静时光，于我而言自始至终都带着旧照片似的模糊光晕。
我的底色，是母亲缺席后，宅邸里更显阴冷的空旷，是付迟衡身上永远挥之不去的酒气与某种暴戾后的餍足沉寂。
甜，是一种遥远且可疑的概念。
直到景慈行出现。他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温度，恒久，渗透，像不见阳光的深室里，一盆清水缓慢蒸发带来的湿润。他打理花草的手指，煮茶时微微凝神的眉宇，倾听时颈项弯出的弧度，都试图以一种静默的方式，矫正我生命里那些与生俱来的皱褶。在我同他讲旧时发生的那些事时，他也只是轻轻抚了抚我的发顶，默默倾听着一切，无论喜乐或是苦痛。然后在某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掏出一盘酸杏干。
无论是作为同事还是爱人，他都极少提及过去。大概是八个月前，我在他房间找一本旧书，无意碰落了书架顶层一个不起眼的铁皮盒子。
盒子没锁，盖子翻开，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除了一些褪色的票据，最触目的，是一个小小的、透明的塑料封口袋。袋子里不是照片，而是一小绺用褪色红绒线仔细扎起的、柔软的黑发，旁边躺着一颗牙齿，小小的，乳白色，边缘很完整。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印刷粗糙的儿童画，用蜡笔涂抹着歪斜的、橙黄色的圆圈，下面用铅笔写着几个稚拙的字。
此外，再无他物。没有更多的说明，只有这些静默的、属于一个蓬勃生命的微小凭证，被如此珍重地收藏。
我拿着那个封口袋，找到正在阳台修剪薄荷的景慈行。他回过头，目光落在我手上，动作骤然停了。剪刀尖悬在半空，良久，才极轻地合上。阳台外是毫无遮拦的下午阳光，把他脸上最细微的纹路都照得清晰，也照出那瞬间掠过的、类似惊痛的神情。
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小婷”那个名字。那个和我一样，错误而彷徨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只不过我的存在是为了终结母亲的苦难，小婷与我相反。
剩下的事，他便不再愿和我分享了，那段经历于他而言过于沉重、暴力与痛楚。明明出于该死的副业的需要，他身上有些肌肉，但景慈行向我透出来的底色始终是那么单薄而孤立，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溺死在苦海中，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立场，我都不愿他再次回忆起这些往事。
这一切由我来铭记便好了。
在解决完那棵碍眼的玉兰后，我看着那只铁皮盒子中的酸杏干，喃喃。
从“三月”到十一月，再酸的杏子，也早该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