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流

在红灯常亮的五十秒内，我回想起了许多事情。

首先是阿狸的父亲，他是一个看起来蛮和蔼的老头，有着细细的身子和温文尔雅的声调，退了休，身体有些不好。他以前是某大学的哲学教授，据说是中哲，这倒也明显，和他谈话总有种隐隐的“老封建”之侃味，和他并无尖锐的外部特征完全无法联系上，我悄摸着笑，转头和阿狸对着视线，她无奈地摇摇头，“爸，你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代根本…”以此收尾的话题数不胜数。

阿狸倒是和我合拍，我俩认识几年了，互相串门不少，谈天谈地谈理想谈到就连面前这栋住宅楼也都熄了灯，手里捏着那罐可乐也没喝完。她不止一次谈起自己在家里被父母两面夹击的困苦，父亲和自己思想不合，母亲又完全依附父亲。她自己是个对传统嗤之以鼻的家伙，就连家里的相片都从来找不出一张她长发或穿着裙子的照片。自我认识她起她就一头略显凌乱的短发，有时长长了也就束起一个短辫，过一阵就又短回去了。

所以当她那天抱怨起她家里对她服装的大讨论时，我也没过多惊奇。“非说我穿得一身男生样儿，不想让我自己挑衣服买了”她愤愤地越说越大声，把易拉罐捏得噼啪响。我看着她，广东女孩标志的大眼与小蒜鼻，双眼皮和不瘦不胖的圆脸，假如披散着长发，穿着小洋裙…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嗯…你应该试试，至少我是真好奇你穿裙子啥样…”她骂了一句，作要打我的样子。我知道这对于她来说是如此大不敬了，便顽皮地笑了笑，不做声。

“真**服了”阿狸越骂越起劲，开始痛斥她父母平时对她的“矫正”之愚昧所在。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来一种说法，狡黠地想着抖个机灵，泼灭她那狂怒的心。

于是我一脸严肃地对她说：“不碍事的，反正你爹死得肯定比你早。”

话一脱口，我便顿察不妙，急忙道了歉。

她怔着盯了我，却又释然般地笑了。

两边嘴角咧开，笑了，似在讽刺，又似在诧异。

半年后，她的父亲去世了，死于癌症。

那天下着雨，正是阴热的夏雨，也许已是早秋了，天色朦胧，俨然一副大事将临的沉重。我没有去她家，父母说，遗体还在她们家摆着，不要去。

再次见到她是几个星期后的傍晚，我们依旧一起行路，一起乱聊，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却几乎在她言行中找不到任何异样，就好似一切未发生过。于是我们去便利店买了可乐喝，在天黑之后告别各自回家。

很自然地我就会联想到第二件事，那就是那个最普通不过的夜晚，我熬了个大夜。iPad已经在我温热的肚子上被捂得发烫，我抱着它目不转睛地刷着屏幕，眼球干涩。我很难回想起当晚看了什么，短视频就是这样的，快速、不留痕迹地划过你的大脑，无用的信息就像被盗刷的卡，但快感却能被用以结算，引导你一步步深陷其中。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熬夜，我竖起耳朵注意着门外的一声一响，防止被父母突击。

于是第二天本该昏沉一觉睡到中午的我，在心惊胆战中被令我十分不安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客厅里父母的哭声，和电话那头人声的嘈杂。恨与怕交织，至此我对成年人仅存的那点儿信任与依赖也被抹杀了，我发抖着从床上爬起，在开门前决心成为不再为突发而来的意外崩溃或害怕的成熟者。

走完葬礼的程序，我独自回京，坐在京亲戚的车回到了无人的家。第一晚睡下，头被硌了一下，我如梦初醒般从枕下抽出了那晚熬夜藏起来的iPad。

后来有一天我写道：擅自把无序的因果编织而自恨。

说得当然是我。

事到如今我还是会为自己开脱，像路人一样一遍遍走过那些被我记忆定格的场景，然后用抑制住任何情绪的第三方视角继续观察每一个人，包括那时的我自己，不断找出新的证据来自证，来亲手为自己献上编造的情绪而摆脱一些罪恶感。

有人说：死是凉爽的夏夜。我痛恨这种格言，每每看到，都多少生出一种放弃一切去追杀说出这话的那人之冲动。死不是凉爽的夏夜，强调对它的蔑视并不能让什么变得更好。死是这个世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变量，它不仁慈，也不残忍，如果你真的对它有什么态度，那便是你赋予了它该死的意义————你脱不开罪名了。

五十秒的时间足够令我毫无阻碍地回忆起这些事的始末，因为我已经轻车熟路地窥探过无数遍了，只需放轻思绪，不苛责自己发掘什么新的细节，很容易就能再沿着时间线走过一遍，思考最后那点东西花了点时间，不过也不太多。

五十秒的时间未免也过于紧凑，我还未来得及细数更多罪孽，就被眼前刺眼的闪烁绿灯裹挟着，从停滞的车流中迈过了无关紧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