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冬，底特律贫民窟的木箱拳台，雪粒子砸在木屋顶上，像撒了把碎玻璃。六岁的奥尔缩在母亲玛莎身后，看她把最后一件缝补好的工装裤叠进竹篮——那是父亲埃里克今天要送去工厂的活计。煤油灯的光昏黄，照见墙上的裂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卷着煤灰味，奥尔打了个寒颤。
“埃里克，今天别去工厂了，雪太大。”玛莎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灯下飞舞的尘埃。父亲蹲在炉边，正用砂纸打磨一块锈铁，那是他从废料堆捡来的，想给奥尔做个弹弓。他的左手缠着布条，指节肿得发亮——上周在汽车厂给机器上油时，被齿轮夹伤了。
“不去？你想让奥尔明天没面包吃？”父亲的声音像砂纸蹭过铁皮，却没抬头，“老板说今天结工钱。”他把磨好的铁皮举到灯下，边缘闪着冷光。奥尔突然发现，父亲的右手比左手粗大一截，指关节上全是老茧，像在肉里嵌了几颗小石子。
那天下午，父亲没拿回工钱，却抱回一副旧拳击手套。皮革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指缝处还沾着褐色的污渍。“工厂的老汤姆给的，”父亲把奥尔拉到后院，用煤渣在地上画了个圈，“站进去，别让人把你打出圈外。”他的左手还吊在胸前。只用右手握住奥尔的小手，教他挥拳：“沉肩，转腰，像砸钉子……对，就这样。”
奥尔的拳头打在父亲掌心，像棉花撞石头。父亲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那是年轻时在码头和人争地盘被打掉的。“记住，奥尔，”他突然收了笑，按住奥尔的肩膀，煤油灯的光在他瞳孔里跳动，“拳头是用来站着的，不是跪着的。跪一次，就再也站不直了。”
那天夜里，奥尔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听见父母在隔壁说话。母亲在哭：“医生说你的手要静养，可你……”父亲打断她：“玛莎，我是安德森家的男人。安德森家的人，没学会过弯腰。”奥尔摸了摸枕头下的旧拳套，皮革硬邦邦的，却带着父亲掌心的温度。
十年后的底特律，奥尔长成了高瘦的少年，右肩比左肩宽出一截，那是常年练拳的缘故。父亲在三年前的工厂爆炸中没了，母亲的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洗衣店的活计越来越难做。奥尔辍学在码头扛大包，晚上就去地下拳场打黑拳——那里没有规则，只有输赢，赢一场能拿五美元，够母亲买一周的面包。
地下拳场藏在屠宰场后面的仓库里，空气里混着血腥味和猪油味。奥尔第一次上场时，对手是个满脸横肉的爱尔兰人，一拳砸在他眉骨上，血瞬间糊住了眼睛。他想起父亲教他的“沉肩转腰”，忍着晕把拳头送出去，打在对方肋骨上，听见一声闷响。后来他才知道，那根肋骨断了。
“你小子够狠。”场边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扔给他一条毛巾，是拳场老板“胖乔”。奥尔用毛巾擦脸，血把毛巾染成了红布。“明天来训练馆，我带你见个教练。”胖乔拍他的肩膀，力道大得像要把他骨头拍碎，“你这把骨头，不打拳可惜了。”
训练馆在唐人街后面，铁皮屋顶，夏天像蒸笼。教练是个瘸腿的前拳手，总叼着雪茄，说“拳击是穷人的银行，你要么把命存进去，要么把命取出来”。奥尔的右手在一次训练中被沙袋砸伤，韧带撕裂，教练让他休息，他却偷偷用绷带缠紧，继续打——母亲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再不手术就要瞎了。
那天他从训练馆出来，看见母亲站在街角，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账单，是医院的手术费。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奥尔走到面前都没认出来。“妈，我……”奥尔想说“我能赢”，却被母亲打断：“埃里克以前说，人要活得干净。”她摸了摸奥尔的右肩，那里因为旧伤肿得老高，“咱不打了，妈去给人洗衣服，能养活你。”
奥尔没说话，只是把母亲的手按在自己右手上——那只手因为常年握拳，指节已经变形，却比任何时候都稳。“妈，”他轻声说，“爸说过，安德森家的人，站着活。”
1923年秋，十月的底特律，枫叶红得像火。奥尔站在市政体育馆的通道里，听见外面观众的喧哗，像涨潮的海水。今晚是“中西部次重量级冠军赛”，他的对手是卫冕冠军“铁肘”米勒，一个用胳膊肘撞断过三个对手肋骨的狠角色。奥尔的右手缠着厚厚的绷带，里面是三年前韧带撕裂的旧伤，刚才热身时，每挥一拳都像有根针在扎骨头。
“紧张了？”教练拍他的后背，雪茄味混着汗味，“想想你妈在看台上。”奥尔抬头，看见观众席第三排，母亲穿着她最好的那件蓝布裙子，手里攥着一条白手帕，眼睛虽然看不清，却一直朝着他的方向望。
铃声响了，奥尔走进拳台，灯光像太阳一样砸在脸上。米勒的眼神像狼，上来就用左勾拳开路，奥尔偏头躲开，右拳顺着惯性砸在米勒肋下——绷带里的旧伤突然抽痛，他闷哼一声，米勒趁机用肘子撞在他右肩，奥尔踉跄着退到围绳边。观众席的欢呼声浪差点把屋顶掀翻，奥尔看见母亲的手帕在发抖。
第五回合，奥尔的右肩已经抬不起来，米勒的拳头像雨点砸在他脸上。他想起十岁那年，父亲教他在木箱上练拳，雪落在父亲的旧大衣上，像撒了把盐：“奥尔，疼就喊出来，但别后退。”他突然用左肩顶住米勒的进攻，右手从下往上勾——这是他偷偷练了三个月的“秘密武器”，专门为旧伤设计的动作。拳头砸在米勒下巴上，发出“咚”的一声，像西瓜被敲裂。 米勒倒在拳台上，裁判开始数数。奥尔靠在围绳上，右肩的绷带被血浸透，红得像他童年那副旧拳套。观众席爆发出尖叫，他看见母亲站起来，白手帕在空中挥舞，汤米把牌子举得老高，红头发在灯光下像团跳动的火。
裁判抓起他的右手，举向空中。奥尔的右手还在抖，旧伤像要裂开，但他突然笑了——父亲说得对，安德森家的人，站着活。他看向母亲，她虽然看不清，却朝着他的方向，笑得像个孩子。
之后天气变得炎热，底特律“钢拳训练馆”的铁皮屋顶在夏天像个蒸笼，汗水滴在地板上，洇出深色的斑痕，像谁没擦干净的血。奥尔·安德森用左肩顶住沙袋，右拳带着旧伤的钝痛挥出去，“嘭”的一声，沙袋晃得铁链哗哗响。他眼角的余光瞥到西南角的柱子后——那里有团小小的影子，缩在阴影里，像只受惊的幼兽。
是汤米。
这孩子总在下午三点出现在训练馆，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比奥尔的旧拳套还显沧桑。他父亲去年在汽车厂的齿轮事故里没了，母亲在洗衣店缝补到深夜，汤米本该在那里帮忙熨烫衬衫，却总逃课跑来这里，躲在柱子后看奥尔打拳，一看就是一下午。
“回去。”奥尔停下动作，毛巾搭在脖子上，声音像训练馆的铁门轴，“你妈在等你干活。”
汤米没动，只是把脸埋在膝盖里，手指抠着墙皮，露出的手腕细得像根柴禾。奥尔走过去，看见他脚边放着个搪瓷杯，杯口缺了块瓷，里面盛着半杯井水，井水上漂着片蒲公英——是训练馆后院摘的，绒毛已经掉了一半。
“水。”汤米突然开口，声音像蚊子哼，把搪瓷杯往奥尔这边推了推，“不凉。”
奥尔没接。他想起自己十岁那年，父亲刚去世，母亲在洗衣店哭红了眼，他却偷偷跑到码头看工人扛大包，幻想自己有天能像他们一样有力气，能把母亲背在肩上。那时他也像汤米这样，沉默，倔强，把所有渴望都藏在眼睛里。
“下次别来了。”奥尔转身走向拳台，右肩的旧伤又开始抽痛，“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三点，柱子后又有了那团影子。汤米手里捏着张纸，见奥尔看过来，突然把纸塞进他拳套里，转身就跑。奥尔展开纸，是用铅笔涂的画：歪歪扭扭的红拳套，旁边写着“奥尔叔叔”，字迹被汗水洇开了，像哭过的痕迹。
奥尔开始在训练馆的长凳上留东西。有时是半块火腿三明治，有时是个苹果，偶尔是他用边角料给汤米修的弹弓——他父亲当年也给过他一把，铁打的，能把石子射得老远。汤米从不道谢，只是默默收下，第二天奥尔的拳套里会多些“回礼”：一颗磨圆的石子，一片压平的枫叶，或是用草编的小兔子。
“你妈知道你在这儿？”一次训练间隙，奥尔坐在长凳上擦拳套，汤米蹲在他脚边，用树枝在地上画拳台。
汤米摇摇头，树枝在地上划出深深的痕。“她问，我就说在图书馆。”
奥尔的手顿了顿。他想起母亲当年总问他“是不是又去拳场了”，他也总撒谎“在同学家写作业”。母亲知道他在撒谎，却从没戳破，只是每次他回家，桌上都有碗热汤，汤里卧着两个荷包蛋——那是她从洗衣店老板娘那里求来的鸡蛋。
“你该说实话。”奥尔把弹弓递给汤米，弹弓柄被他磨得发亮，“你妈会担心。”
汤米接过弹弓，突然抬头看他，眼睛亮得像训练馆天窗透进来的光：“奥尔叔叔，你打拳的时候，像太阳。”
奥尔的心猛地一揪。他想起父亲教他打拳的那个雪夜，父亲把旧拳套套在他手上，说“男人的拳头要像太阳，能照亮自己，也能暖别人”。那时他不懂，直到此刻看见汤米的眼睛——那里面有光，是他自己早已在贫困和伤病里快要熄灭的光。
1928年9月15日，那一天底特律体育馆的客队更衣室像口生锈的铁棺材。下午四点，夕阳从高窗斜切进来，在地板上割出明暗两半——明处是浮尘在光柱里翻滚，暗处是铁皮储物柜的锈斑，像谁溅上去的血。奥尔·安德森坐在长凳上，正往手上缠绷带，右肩的旧伤抽着疼，像有条蛇在肉里钻。
他的拳套扔在旁边，红皮革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是三年前夺冠时的旧物。墙上钉着对手的海报：“铁锤”墨菲，比他重十磅，一脸横肉，海报边角被人用烟头烫出个洞，像只嘲弄的眼睛。今晚七点，他要和这人打“中西部次重量级冠军赛”，也是他合同里最后一场拳赛。
更衣室的门“哐当”一声被踹开。奥尔抬头，看见两个黑风衣男人逆光站着，前面的矮个子是“瘦猴”托尼，黑帮的中间人，之前找他看过几次仓库。托尼身后的壮汉手插在口袋里，指节上有道刀疤，像条没愈合的蛇。
“安德森，”托尼把一个牛皮纸袋摔在长凳上，钞票“哗啦”滑出来，绿得晃眼，“两千块。第三回合，让墨菲的右勾拳‘不小心’砸你下巴上，倒下，别太假。”
奥尔盯着钞票。两千块，够给母亲换副新眼镜（她总说洗衣店的肥皂沫糊住镜片，看不清熨斗），够付他右肩的手术费，够……他喉结动了动，绷带在掌心勒出红痕。
“要是我不呢？”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铁皮柜。
托尼笑了，嘴角歪到耳根：“你妈上周在洗衣店哭，说客人的衬衫被烫坏了，要赔三个月工钱，对吧？”他伸手，指尖快戳到墙上奥尔母亲的照片——那是张泛黄的小相，母亲穿着洗得发白的围裙，眼睛眯成缝，像蒙着层雾。
奥尔的手猛地攥紧拳套，指节泛白。他想起三天前训练馆外的下午，十二岁的汤米抱着幅画跑过来，红头发被风吹得像团火,那天汤米把画塞给他，蜡笔涂的，歪歪扭扭的红拳套，旁边写着：“奥尔叔叔，赢给我看！汤米会在第三排给你加油！”画纸边缘卷着，沾着点泥，是孩子一路跑过来蹭的。
“我答应那孩子了。”奥尔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像拳套砸在沙袋上，闷响里带着硬劲。他把钞票一张张塞回纸袋，推到托尼面前，动作慢，却没抖。
托尼起初有些疑惑，但看到奥尔的动作，他的脸沉下来，像被夕阳照暗的铁皮柜：“你知道拒绝我的下场。”他抓过纸袋，转身时，壮汉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露出半截枪柄，在光线下闪了一下，“你妈住的那条街，晚上可不太平。”
奥尔没看枪，目光落在长凳上的蜡笔画上。画里的红拳套被夕阳照着，像团烧起来的火。他想起汤米说这话时，眼睛亮得像他小时候见过的北极星——那时他爸还在汽车厂上班，总指着夜空说：“北极星永远指着北，人也得有个方向，不能瞎走。”
“我知道。”奥尔拿起蜡笔画，小心地折成方块，塞进拳套里，贴着掌心，“但我不能让那孩子觉得，他的‘太阳’会跪。”
托尼的脸彻底黑了，转身时狠狠啐了口唾沫：“你会后悔的，安德森。”
门“砰”地关上，带走了空气里的烟味。奥尔低头，看见掌心的绷带湿了一片，不是汗，是刚才攥拳套太用力，把旧伤的痂蹭破了，血渗出来，在绷带上晕开个小红点，像朵没开的花。
挂钟指向四点十分，外面传来观众的喧哗，像锅烧开的水。奥尔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右肩，旧伤还在疼，但心里突然松快了——原来守住一句诺言，比赢一场拳赛更让人踏实。他对着铁皮柜的镜子戴好拳套，镜里的自己右眉有道疤，是三年前拒绝打假赛时被对手打破的，此刻在夕阳里，像条金色的勋章。
他不知道的是，托尼走出体育馆时，在街角的电话亭拨了个号码：“那傻子不肯。对，赛后处理，找个没人的地方，别留痕迹。”
夕阳慢慢沉下去，更衣室里的光影开始模糊。奥尔最后看了一眼墙上母亲的照片，她好像在笑。他握紧拳套，转身走向门口，脚步声在空荡的更衣室里响着，像在敲一面鼓——鼓点里藏着一个拳击手最后的体面：输可以，但不能输了那个孩子眼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