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前提醒:庄周和惠施的现代假设,cpcb皆可,有关伦敦的雨
一夜的雨声忽急忽缓,在心情上不知道是归来还是离去,是该算归来还是该算离去。
——黄锦树《落雨的小镇》
地铁摇摇晃晃的。
我整个人守在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上,现在是晚高峰。惠施坐在我对面的一排,我们隔着中间窄窄的过道对望了一秒钟。我始终觉得,在地铁上的对望是最不合时宜的对望,相隔一米多的距离,被罩在上班族的沉默和头顶仿佛没有尽头的电灯下。
英国地铁的灯还是泛黄的。
我们两个中没人想打破这个罩子,这节地铁里只剩车轮与轨道摩擦声的沉默。或者说这该被称作一种礼貌——不在公共场所说话的礼貌,不以外来游人的身份随意打破处在某种文化中的日常的礼貌。我们两个没人说话。眼神相交一秒钟后,列车驶出了隧道,我把注意力向后移了一点,欣赏起车窗外飞过的被罩在阴云中的景色。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朵云,这片景色。云看起来是薄薄的承满了什么的物质,说不清那是雨还是天空,有东西要落下来。被积雨云覆盖的城市,如今空气中充满了水雾而不是那些对健康不好的物质,水在天上,在身上,在泰晤士河里。伦敦。这里是伦敦,飞机落地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漏下来了。
雨。和惠施走出地铁后,小雨滴开始落在我们身上。
身上冷了下来,而雨滴自顾自的落下,落下。我们两个跑到那个酒店旁边的便利店,站在门口望着,风也来了。我叹口气说,我们继续等下去只会越下越大。
惠施正拿衣角擦着布满雨珠的眼镜,头也没抬:“那跑回去吧。”
我点头,虽然知道他没在看。说,来都来了,去转一圈买点什么再走吧。
惠施说好。
我们站在冷藏柜前,一起抬头看着最上一排,五颜六色的易拉罐里装着少量酒精和大量调味糖水。真奇怪,这时候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喝酒。
放学时候在便利店冷藏柜前徘徊几步,做好了被店员抓包就说以为拿的是饮料的准备,拿走一个彩色的易拉罐。那时候我往旁边瞥了一眼,一个和我同样鬼鬼祟祟的手拿走了和我同样的一个易拉罐。我抬头,他也抬头,我们对视一秒(像在地铁上那样),然后一起转身捏着我们的战利品去结账。
没人在意我们。
直到并排坐在街边公园的长椅上拉开易拉环,我们之间的第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
“你就是庄周吗?”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后面的记不清了,在此复述大意。他们班的语文老师经常提起我,我的作文还被当作范文传阅。我没什么感觉,没有开心或骄傲,每天找我说这种话的人太多了。我嗯了一声示意他继续,然后拿起罐子把液体往嘴里倒。他说每次老师拿来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这周一的那篇,我不喜欢你对雨的描写。气泡在嘴里炸开了,那时候我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饮酒,甜味和一点点酒精的味道一起在舌头上炸开了。
他几乎不带喘息的继续说,雨不来自云,是雨形成了云——我想我们可以把水滴称作雨——云当然没有承载雨,你不该这么写。
我反驳他雨形成云后雨就不被称作雨了,那是云,你也认同,你也这么叫它了。归根结底云和雨,天空和大地甚至你和我怎么不能说都是同样的呢?但我们以意志赋予他们不同的称谓和线形的存在,我们用称谓和线形的语言叙述它们书写它们,这样它们早就在语言里被分开了,我当然可以以我的意志做叙述。
他正举着罐子,我猜气泡正在他的嘴里破裂。易拉罐被他砸到椅子上,他明显提高了音量。云和雨天空和大地怎么会一样?是的,现代科学上来说它们都是由同样的粒子构成的,但不同的结构让它们到功能不同、外形不同、性质不同——重要的是诞生顺序也不同。回到这个问题,水本身无处不在,它们形成了水滴又形成了云,云之所以为云,是因为雨。
这时雨落在我的手上,我打断辩论,问他叫什么。
惠施。
……
我忘记那天究竟是谁赢了,就像我忘记了千百场我们间的辩论结果那样。从表面来看他是对的,我们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从那句话之后我们间的争论不再有休止;但事实上,我认为我的观点在一部分事实上占上峰。我们是一样的,如此相同以至于无尽相左的意见也没有把我们分开。
否则现在我们就不会作为互相身边唯一的同乡站在这个异国的便利店中躲雨。
惠施拿起手机对着那排买两三镑的气泡酒拍照,然后转向我惊呼:“这个在国内要卖1100!”
我立刻伸手拿了两罐,一罐塞给他。不喝白不喝。
我们一人捏着一个沉甸的冰冷的易拉罐迎着风跑,雨打在脸上。天空是黑色的,脚下的水泥路也是黑色的。云破了,其中的水和天都漏了下来,水里裹着天。
“为什么没有买把伞来着?!”
“入乡随俗吧!网上不是说英国人下雨都不打伞!!”他的声音被雨打散才传到我的耳朵里。
他跑到我前面了,这时我终于意识到健身的重要性。“慢点!”我大喊,“跟不上啦!!”惠施好像很不耐烦。他前脚顿住,侧身然后转向我,我正好跑到他身侧。于是惠施正好能拉住我的手,我们一起向前跑。
雨终于来临。
回到房间时我们完全被淋湿了。我们猜拳,石头剪刀布,他赢了,我说谁输谁先洗,在他回答之前我迅速钻进了卫生间。
我在里面换衣服,他在外面问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一场雨和两罐气泡酒,和今天一样。我说初次见面惠施先生,但是我们当时喝的可不是1100人民币的酒。
第二天我们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来时天依旧灰蒙蒙一片。坐地铁时是早高峰,人挤着人,我和惠施挤在一起,我看着窗外,他压到了我的头发。我看着外面想,雨已经来临了,为什么云仍然是载满了什么的样子,为什么我们仍被笼罩在它们之下?我浑身都干了,换上了另一身衣服,雨就像从没来过,它真的来过吗?
在博物馆里,站在大理石雕像间,屋顶是巨大的玻璃窗。我看着它们想,雨不会在这时来,雨太小了它不会撞破玻璃窗,但云也不会在这时候来,它们飘不进人造出的高墙,为什么我们仍被笼罩在它们之下?灰尘飘在光里,我想那是云或是雨吗?云是什么?雨是什么?灰尘浮在穹顶下,飘在雕像周围,落在地上、衣服上、我的手上——那是什么?高墙里的云,圣母的光环,雪,灰尘?又一朵云飘过来了,绕过了那些雕像、阳光。
“惠施?怎么了?”我听见我问。
“你是对的吧,某种程度上。”他说,“可能我们都是云,可能我们是一样的,可能我真的载满了雨,可能雨真的需要落下。”
他说,他说———
那时两朵云飘到了一起,那滴雨终于落下来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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