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的故事

春节，我离开城市，去晋西北的那个小县城看望数年未见的远房叔叔。
县城没什么变化，父母和叔叔婶子聊起了家长里短，我听着，有些犯困。直到他们说，儿子小军还有半年就要高考，只有这两天放假，却几乎全天在外补课，我忽然间想起那个孩子，尘封的记忆都渐渐浮现出来了。
第一次见到小军，是快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他九岁，蹦蹦跳跳地走进客厅，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好奇地看看门口的水果礼盒，又瞅瞅我刚放下的两桶粮油。他爹幸福地笑着，用粗糙的大手轻抚着小军的圆脑袋，说：“军儿，看看你堂哥。”我俯下身，问：“你几岁啦？”他转过脸来，咧开嘴，骄傲地答道：“九岁！”。
“军儿，你不跟你哥聊聊天？”小军的妈在一旁说，他立刻欢天喜地拉着我的手进了他的房间。他屋门对面的墙上满是五颜六色的图画，下面一排翠绿的盆栽，旁边胡乱摞着几本书。小军摊开他的练习本，上面歪歪扭扭的满是字迹，还有不少拼音，他一本正经地问我：“哥哥，你觉得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愣住了，一个县城里的孩子，不问游戏，不问篮球，问这个。我无能为力，只好对他说：“你能给我讲讲吗？”
“我认为人活着就是意义……”他指着本上的字一字一顿地讲了起来，倒像个专家在给学生讲研究成果。
我们很快天南地北地聊开了：吐着黑烟的小煤矿、烂尾工地里的杂草、高大的城管队长。“城管队每没收一个小贩的摊，小煤矿就吐出一大口烟——小城也会呼吸！”小军笃定地告诉我，“煤矿的老板出门带一大堆保镖，可威风了。他们把大山开了个口子，好像一道大伤疤。你要是待到明天，我就带你去看！”他比我小四岁，口中却有许多我从来没听过的故事，我听得过瘾极了。
我给他讲我在城市里的生活，他在那儿愣了半天。
走的时候，夕阳西下，我们还有好些没聊完的话，他噘着嘴，眼巴巴地站在他爹身旁，想让我们再留一会儿。我紧拉着他的手说：“明年见！”他爹在一旁叹气：“哎呀，我家娃学习要是有你一半努力就好了，他老看那些杂书，乱想些有的没的。”“他一定是大器晚成。”我说。
可第二年，我没再过去。
后来，零零碎碎地 从父母口中听了些关于小军的事。
小学毕业，他没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中学里，老师让写作文《我的梦想》，班里的孩子们憋得满头大汗。最后，写“报效国家”的被盖上了印章，写“当游戏主播”的被罚了站。小军写了些什么“存在先于意义”，还说他的梦想是到好望角看海浪，到格陵兰岛看极光。
他被叫到了办公室。教语文的女老师瞪着眼睛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存在主义哲学，从书里看来的。第二天，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他：“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好多同学都捂着嘴笑他，还有几个女孩子同情地看着他。小军噘着嘴，却始终没有哭。
小军的想法和县城里的伙伴们不一样。
再后来，听说他成绩一连串不及格。一天晚上，他又抱起一本不知从哪里淘来的泛黄的厚书，他爹冲进屋里，几乎一掌掴到他的脸上“你小子这么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办？又叫你老子和你娘怎么办？别人家的娃一整天都埋头念书，你一天天在干什么！”小军捂着脸颊，斜瞥了一眼门外——他妈妈穿着一件旧毛衣，颓唐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低声抽噎着。桌子上横七竖八地倒着几个啤酒瓶。
第二天，小军丢掉了所有的书。
小军的成绩慢慢有了些起色，但腊月二十三打扫屋子时，他妈妈从他床底下扫出了一堆揉成纸团的试卷——都是不到八十分的，她没吭声，悄悄丢进了楼下的垃圾桶。很久以后，他妈妈才把这事说给我们听。
再次见到小军，已是五年后。
我已经上了大学，遇到不少从县城考来的同学，他们很沉默，很努力。
小军十四岁，长高了不少，却总把头埋在双腿间，缩着肩膀，看起来反倒比小时候矮了。他爹妈脸上添了不少皱纹，头发也白了大半，他爹的背有些驼了，但精神还好，一见面就忙拉着我说我又长高了，说着说着就憨笑起来，皱纹和眼睛都挤成了一条缝。
小军一眼也没看我，我尴尬地想引个话头，凑过去小声问：“那个……你还研究哲学吗？”
他突然抬起头，几乎满面通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爹正忙着说话，没看见。我赶紧住了嘴，偷偷朝他屋里瞄了一眼，见昏暗的屋里满满地贴着半墙的奖状，下面几个没土的空花盆儿落满了灰尘。
“我就是上学那会儿没好好念书，高中毕业去跑买卖，吃了不少苦头，我可不想让军儿和我一样倒霉。好在前几年说了他几次，他现在总算认真念起书来了”他爹叹着气，苦笑着说，脸上的皱纹此时显得更深了。小军的妈端来一盆水果，也跟着笑了。
小军低着头，始终没有笑。
我终于局促地想要离开了。
后来，听说小军的成绩越来越好了，就连当年那个批评过他的老师路上遇见都夸“这是个好苗子！”。县城中学的学习很苦，五点上学，九点放学，一周上六天，他是住宿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父母和我讲，那些年，小军妈辞掉了原本就收入不高的高速收费员的工作，全职在家盯他学习。他爹身兼数职，辗转于各个工地，后来又查出了尿毒症，本该每周去做一次透析，他爹两周才去一次。
小军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全家把所有的注都押在了他身上。
听说，有一天傍晚，小军爹从建材市场回来，看见一个人影，飘飘然地站在对面小写字楼的天台上。那人正是小军，他踩在天台的边缘，呆呆地望着龟裂的柏油路面。
小军爹的脑子里嗡的一下炸了，已经有些蹒跚的他这时爆发出了青年人才有的力气，小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口气冲上五楼的爹拦腰抱住。
“你疯啦？你这样一辈子都完了！”他爹一手死死抓着他的腕子，另一只巴掌举到了半空，却突然颤了一下，僵住了。他看见了小军满脸的泪痕。
小军低着头，半晌没吭声。最后才憋出一句话：“爸，我累了……”
他爹死死咬着牙，眼眶红了，终于俯下身，双手扶着不住颤抖的腰，叹了口气：“唉，军儿，咱在这儿坐着歇会儿吧……”
县城的太阳落了，天色一点一点暗了下来。楼下的小贩陆续亮起灯，有说有笑。远方传来火车的声响，没有停，往南去了。
小军和他爹坐在天台的水泥砖上，望着下面的县城，直到天完全黑下来，也没再互相说一句话。
听说那次上天台以后，小军再也没有闹过一次，只是更加努力了。学校凌晨跑操时，他总是第一个到，在队伍的最前排边跑边大声读着课文，半夜他最后一个睡，偷偷打着手电，整理一摞摞笔记。他笔记本上的小字还是群蚁排衙的样子，就像他九岁时的练习本一样。
他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下去。
从初次见面到现在我们来拜访，已经过去整整九年了。
我钦佩小军的毅力，更想见他一面，把九年前那些没讲完的话题续上。小军现在学习变好了，叔叔婶婶应该也会允许他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发挥一下少年的创造力了，我盘算着。
这时，门开了。
走进客厅的，是一个面庞黝黑消瘦，举止稳重得有些呆板的少年，黑框眼镜起了雾的厚镜片下，是两道厚重的黑眼圈——长期熬夜所致的，贴着头皮修剪的寸头满是白碴，单薄的嘴唇上长满了浓密的胡髭，下巴上几根长毛没修剪，肆意长着，身后背着个大书包，胳膊肘夹着一大摞复习资料。如果不是叫了一声“堂哥”，我会以为他是哪位长辈。
这人就是小军，我已经认不出他了。
叔叔用苍白而浮肿的手拍着他的肩膀，笑呵呵地说：“咱家军儿总算好起来了，今年考上省里的大学，毕业在政府找个工作。再以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哎呀！家业撑起来了，好日子也望不到头了！”
在叔叔婶婶与我的父母的赞许声中，小军腼腆地笑了，黑脸上也泛起了一点红晕。
后来我悄悄问他：“你以后工作了，赚了钱，还要去看极光吗”，他茫然地摇了摇头，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大学时去看过极光，而他，早就忘了。
我还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堵在了嗓子眼。
小军终究长大了，我也早已永不再是少年了。
小军的家有了希望，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啊！可到头来，作为小军的伙伴，我还是有一点挥之不去的懊丧与愧怍：小军失去了儿时的一切梦想——无可挽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
小军要开始学习了，我们也应该走了。
走出那栋破旧的居民楼，我听见白天里，不知哪处嗵嗵地放着炮仗，像是为小军的成长庆贺。
我抬起头，在天幕中搜寻那烟花爆开时的烟雾与火光， 却只看见一个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天上，万物都顺着它的方向生长。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影子——和别人的也没什么不一样。